董迎春杂文：“个体救赎”与“公共想像”

“个体救赎”与“公共想像”

——谈一件意外的“余虹事件”


董迎春/文


1．“个体事件”

“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像一片落叶？抑或一只飞鸟？”一位研究美学与文艺学理论的学者，突然以他个人的意志选择死亡方式，12月5日13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虹在“五十知天命”时突然从自己家所在的世纪城小区10层跳下，结束自己的生命。 余虹的学术简历这样写道：

余虹，1957年生于四川。暨南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文艺学博士后。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人大《文艺理论》主编，学术欺期刊《问题》与《立场》主编。主要研究领域是文艺理论、美学与哲学。主要著作有《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诗学引论》、《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等。

余虹是我敬重的当代学者之一。我们如何也无法余虹先生的离世与自杀联系起来。在一个学术生产近于泡沫化的时代中，余先生的书是值得读的不多的学者之一。思想敏锐，富有才情。在他的学术表述背后，往往深深地隐藏学者自身独特的审美判断与价值关怀。我们从他对不同的现实问题的关怀中也不无感受到中国当下语境中一种对深度现实的人文式忧思。与其说余虹是一位学者，不如说他是“抵达大地之思”的一个诗人，一个对“爱”与“恨”有着鲜明的文化立场的思想者。

余虹是才子型的学者，生前在学术领域内堪称处于前列。从他的学生与他的学术界的友人的评价可能深切地感受到，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美主义者。朱立元回忆说：“他无论做什么样的研究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学术嗅觉相当敏锐，在他这样一个年龄层中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应当引起关注的。”（2007年12月7日《东方早报》）在1999年，朱立元主持博士论文答辩时，余虹的学识已不容小觑。1990年代初期，海德格尔研究只是在哲学领域内形成一股潮流，而余虹则是在文学领域内较早研究海德格尔的一人，他将海德格尔与文艺理论做了一次贯通，与他人合著了《海德格尔诗学文集》。在《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他梳理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脉络。有着对思想与生命自身的根底性地追问。这一点使得他的思想比起学问更为令人激动。以前听说过余先生做过海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后来因为性格原因离开海大，去复旦大学读博后，后来去了中国人民大学。

后来我不断地读到他依旧充满思想锋芒的学术著作。我至今没有过机会与余虹先生见过一次面，我对他的离去，多少可能会滑入经验的误区中去。余虹先生的离弃也不无可能地让我们对当下中国大语境进行必要的文化反思。

今天中午同学王力新在打菜的窗口对我说，海南大学那边有同学传来确切消息，余虹老师走了。我匆匆吃饭，匆匆打水。一回寝室就上百度搜索余先生的信息，天涯上一个同学记了一些文字，另一个是一个网友在博客里的文字，后来我在网络挣扎了数时终于打开了余先生生前的博客，读到他的最后一篇博文《一个人的百年》，上面有一些逝者生前熟悉的友人跟贴，学者王纪人（如果不是化名）跟贴中写道：

今天在复旦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晚饭时正好说起大家熟悉的余虹，觉得他虽然离开上海，却在北京发展很好，大家为他高兴，我还说起去年去他家看他。没想到几分钟后边上朱立元的手机就接到噩耗，说他中午一时从十楼跳下。大家愕然，悲从中来，后来便不欢而散。在余虹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曾谈到北京有两位女博士跳楼的事，他认为人自杀必有跨不过去的坎，对这种消极的对抗表示同情和理解。没想到一言成谶，悲夫！余虹，你究竟遇到什么过不去的坎，要在刚刚年届五十就选择这条不归路啊！一代英才，竟这样不明不白地逝去！真是令人痛心！

这大概是网上关于余虹离世先生的最早信息了。上面写出的正是余虹发生不幸的时间“12月5日”。我不是知情人，我未与余虹先生见过面。所以，此事首先是一个个体事件，对逝者，对亲友，对他曾经所从事的学术事情与执教过的学生而言，无疑是令人震惊与悲痛的。

逝者的意外事件，对生命个体而言，也许是一种解脱，抑或救赎。但是留给生者的除了悲痛与惋惜之外，便是一个又一个解不开的“困惑”，毕竟我们所面对的仅是“死亡”自身的思考而已，无法真正的接近哲学上的“死亡”。



2．公共事件

“余虹事件”，已经由个人的生死，走向了公共空间，成为近期学术内处言说的核心焦点之一，也变成一个反思“大学语境”的公共符号与文化触媒。

今年9月，余虹回四川大学参加恩师石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他在博客《一个人的百年》中已流露出了对彼岸世界的种种猜测。《一个人的百年》写于2007年，这篇文章中同时也涉及到了他所工作的人大中文系接连有博士生的“自杀事件”，并以尊重的口吻写出他对逝者们的尊重。最终，这样的生命追问却发生在余先生的个体生命中。谁也没有想到今天余先生昨天走时，也选择了他们曾经选择的“决裂方式”，告别了他所依恋的学术与生活，告别了他所依恋的世界。《一个人的百年》写道:

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去年的同一天新闻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而且大多为女性。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曾提出一个无法选择的难题：活还是不活？活下去就要“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不忍受这一切而挺身反抗呢？如果死亡真像一睡了之那么宁静也就好了，但谁知道这一睡之后会做什么梦？谁知道那死亡之地是个什么样子？也许死比生更糟？谁知道呢？因此，我们说那些活着的人和那些以死反抗的人多少都是令人尊敬的人，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决断和承担，而不像那个丹麦王子停留在无解的思虑中而放弃做人的责任。

尼采说，自杀是最高的艺术。余先生生前追求的，也是不愿意过的，正是这种苟且偷生的生活，一定要用低头才能唯一呈现学术的可能的生活，他追求的异是开放、张扬、个性、大生命。从余先生生前的文字中，我们看出来的是才情，是一种对生命不断的追问。余先生虽然生活在今天，我还是想起了学术大师王国维为了自己的信仰(姑且不考量意识正确与否)自沉的相似经历，老舍在新的时代不得不摆脱告密，彼此迫害的时代，傅雷的妻子在傅雷自杀后同样追随，海子带着一本圣经，他的诗稿也同样卧轨自杀。许多学者自杀是因为那个动荡与压抑的时代，许多诗人自杀与思想的无法表达与现实物质生活的不尽人意多少有着关联。但是一个学者，一个国内许多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重点学科文艺学带头人，有着我们这样世俗社会所梦寐以求的光环与文化资本符号的学者，在今天意外的个体事件，不得不使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大学语境重新作出自我反思。我宁可相信余先生生前的自我行为与整个时代无关，与我们的命运无关，与我们所寄生的大学体制无关。但是在一切事实真相还没有明晰之前，我滑入一种思想的误区与冲动之中，这种冲动因为在官方与学校当局，甚至余的亲人与朋友向社会说出真相之前，我们的一切立论都是空洞的，都是不屑一提的。下面只是我阅读余先生的经验与先入之见，在我看来他有着诗人般的激情，他有着理论家穷追到底的勇气（至少在他学生对他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对爱与信仰一直有着自己坚定的思考，在在诗人评海子等一些文化随笔中可以看出。

对于死因，我们仍然在“想像”之中。事隔一天之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发布了消息：

余虹教授辞世

2007年12月5日中午1点左右，我院余虹教授从他所居住的世纪城小区楼上坠下身亡。经公安部门现场勘查认定：排除他杀，高坠身亡。

我院师生听到余虹教授离去的消息，都深感震惊和悲痛。在余虹教授留给我们的遗言中，他将在人大的经历称为“最有意义的几年”，他将全部藏书“捐给文学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时，表示“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读信至此，无不潸然。

余虹教授2002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后担任我院责任教授、文艺学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余虹教授深厚的学术造诣及其率性自真的人格魅力，在学界和师生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离去，是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自2007年12月8日起，我院将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121设立余虹教授纪念室，并将于近期举行余虹教授追思会，具体时间将另行通知。如有需要，请学界同仁及余虹教授的生前友好致电联系。

我们希望社会各界在关注此事时，尊重逝者的选择。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王林英62513653，刘秀岩62512966，李亚娟62512327。传真号码：62513653，82501024。

我们永远怀念余虹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余虹教授治丧委员会

2007年12月6日


官方的报道与遗书里所透示出来的仅是一点“事实”，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告诉我们事实的“真正原由”。对关于逝者的亲友来说，我们仍处于不同的猜测与想像之中。

12月7日《东方早报》中记者采访逝者生前与逝者一相相处较好的前博士后导师朱立元先生与熟悉他的同事，他们在接受采访说到：


在旁人眼中，余虹是个重朋友重情义的人，在朋友面前，他常处于话不尽兴人不归的状态。每次朱立元去北京出差，余虹都会周到地款待老师，带着老师去各处遛遛。但就在三个星期前的11月12日，朱立元去北京开会，原本约好的见面却因为余虹的胃疾而取消了。余虹在这天忍着胃痛给学生连上数节课之后感觉犹如虚脱一般，在电话中他对老师说：“非常想念，但这样的状态不适合碰面。”没想到，那次却成为最后的道别。

一些熟悉余虹的同事友人也表示，他最近人显消瘦，身体状况不是十分理想，然而，病痛似乎不足以构成坠搂的理由。余虹的一位同事向早报记者表示，余虹虽有两度不成功的婚姻，在生前处于单身阶段，但有朋友同事及学生的陪伴，这些经历并未造成太多创伤，平时，他总以微笑示人。

读完此报道，我们可能想到逝者的事件可能与逝者生前的“胃疾”与“私人生活”相关。或者是为疾病折磨，或者是陷入私人情感的“被异性伤害”与“对异性悔恨性反思”两种状态之一，或者两者都有。也许与此相关而像许多媒体与友人所言，逝者因为病痛患上了“忧郁症”。这种想像的结果也许如许多有着自我行为的个体选择一样，并不为奇，抑或说明一种“自我救赎”，抑或不过是一次偶尔的生命事实而已。

12月8日的《成都商报》写道：

在人大文学院贴出的课程表上，已经没有余虹的课程安排。据文学院院办负责人介绍，余虹教授已经因身体原因停课3周了。从今年9月始，余虹就已经长期失眠，食欲下降，显现出明显的抑郁症症状。一些熟悉余虹的同事友人也向本报记者证实了这一点，他最近人非常消瘦，很少参加公开活动。然而，病痛似乎不足以构成自杀的理由。余虹的一位生前好友告诉记者，“他是死于绝望，对自己的绝望，心灵的绝望”。

但是我们最终关心的仍是，酿成逝者“心灵绝望”的“文化内因”，逝者所寄生的“大学语境”。阅读逝者生前的一系列充满着焦虑与关怀的学术随笔，那种对“唯美”、“理想”、“我与中国”等大学里寄生的学者无法回避的“生命追问”，不得不使我们沿着逝者生前的思考，继续运思下去。这些与学术相关，与寄生的大学语境相关，与我们的生命自身相关。

一个人文型学人，选择如此壮烈的方式，纵身一跃，难道不值得我们进行更深层面文化反思吗？

今天，我们扪心自问，大学语境是否由于其本身的体制化与意识形态化，不得不让我们对自身所存活的大学语境自身产生思考。它是否构成我们学术与生活之外的精神重负与心灵负担呢。我们相信仍然一个在大学体制里生活中的人都有着不同的感受。但指向终极的感受，我们由于学术心灵遭受的“冷漠”与僵化的“工具理性”，给人文型知识分子带着了重大的心灵冲击。这些是否构成逝者生前的死因呢？我们无法作答，我们只有在阅读逝者生前的思想文字中，试图找到一个与我们自身境遇相似的追问。



3．假想的反思

在这里，我们可以肯定的一些事实，就是余虹的确有才气、有思想，仅凭这些，他应该算是当代学人极其优秀者。这种才气与思想是否能被大学语境所包容，或者因为过于清高与批判等姿态是否可能会对他人无形中带来压力。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思考余虹就是思考那些在我们看来有才华有思想的学人自身。官方与亲友的沉默是对逝者的一种安慰。在无法说出的真相之前，此个人事件在臆想与猜测中成为学界关心的“公共事件”。

逝者生前写到：“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的确，我们无法完全料想事情的真实原由。但在事情没有说出真相之前，我们更多的将思考的问题指向假想的语境中去。这似乎可能有悖于个体与真相自身，但公众在这种吁求中有可能积极的想像与构建事件的真实原因。我觉得与严谨、务实的历史真相本身并不可能语境上的冲突。

事实上，余虹在《一个人的千年》、《有一种爱我们很陌生》、《让我的眼泪为你做一个小白花》、《命运七七》等学术随笔中，不是地可以看到一个理想主义与唯美主义者的身影。这样阅读使们把一个“学人”与当下的“大学语境”不自觉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结”的“语境”，令人忧伤。至少说，一个优秀的学人为什么不能将自己的学术贡献在大学的讲台上。尽管媒体报道了此事，但并未能给出详细的原因。我们依然在假想与想像着，这种不透明的语境，使得我们对现有的大学语境产生更多的遐想。这种假想语境使得我们对现在有语境更感受到一种直逼生命自身的压抑与忧伤情绪。逝者生前在《我与中国》中写道：

个体信仰与国家权力的冲突与紧张历来就在，但如何在现代条件下解决好这一问题，现代国家如何为个体信仰的自由提供制度性的保障仍然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难题。至于个体命运与经济改革的残酷冲突有目共睹，如何将发展的硬道理变成发展的科学而保护弱势个体，也是令人头疼而非一说而就的事情。而文化中国在几经劫难后，已满目虚无，人们在失去价值归依与意义指向后不知何往。当代中国人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郁闷”，该词最为准确地表达了“我与中国”的关系。郁闷是一种压抑而又难以发泄与倾诉的情绪，一种理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这显然是国人当代生存晦暗昏茫的症候。

我们所接触的逝者是一个被著作与各种随笔与学术信息构建起来的关于对逝者的思想理解。读者与批评者的阅读经验无疑构成了延伸的语境自身。如果这一切真的与大学语境发生关联与意识形态化的学术界发生关联，那么下面的问题就不得不值得我们自我反思。

第一，中国知识分子中思想型才子型学者被纷纷“平庸的时代”所追杀。他们或者有着前瞻的思想，不能被时代所认同，比如“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茅以轼等；或者才气十足，比如生前华东师大知名的年轻学者胡河清等，或者“说真话”的顾准，张志新，林昭等等。这个时代除了妒忌、迫害，再也找不出更有策略的胸怀去包容与爱惜这样的知识分子了。我曾经听说过余虹因为性格的原因在海大得罪了不少的同行。到人大后，具体情况不知，但是“中国人才”这所大学本身就有着浓厚的政治意蕴，前不久发生在学界的“人大张鸣事件”。多少有些说不清楚的政治意旨。北京是一个天堂，更多的学者去这里冒险，也有更多的学者滑入了政治的边缘，更多的学者因为生存与利己不得不走向某种政治集团，更多的学者除了自保他们再也不能对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与我们指向的社会说出任何自由的声音了。北京的话语之争，在许多人眼里，都会与政治关联，都会指向了政治企图。

第二，我们生活的时代倒处都充满了“表演”的迹痕，更多的人在表演的学术与政治中，慢慢歪曲与异化成没有任何同情心的人。这样的语境我们看不到宽容与谦卑，我们做出的一定与利益资本相关。我们所依凭的学术信念在今天以解构与虚无的方式被消解，从余虹先生生前的许多随笔看来，这也是余虹先生不愿意同流合污，不愿苛活的重要原因。余虹先生无疑在身上烙上了理想知识分子与理念人的印迹。但是表演时代，我们看到的只能是表演。这种表演的重大悲剧意味在于它已经渗透到学界，他已经变成知识分子为了利益企图完全不顾及学术伦理与思想底线的一种政治修辞或者虚假告白，我们整个思想的根基转向我们获得更多符号利益的“文化香水”。今天真正沉下心来做学术的，或者用学术来书写思想的学术精英，已经被表演的学术泡沫所淹没，被表演的时代宣告文化的“死刑”。

第三，文化批判与激进被当下学术与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现实语境所摧残。思想似乎很难发生。今天学术与文化自身的反思与批判，已经被“和谐与繁荣的”学术语境被遮蔽。真正有着学术与思想锋忙的当代学人表达自己的声音因为他们“不懂当下中国事实”而宣告失效。没有激进的学术变成今天文化与政治现实中的装饰而附缀，但绝非思想与文化的真相与事实自身。激进多少可能让我们在今天过于表象与浮浅的时代多一些说真话，做实事的风气，并不断地通过带有激进的思想让我们从平庸与因袭的时代之病中摆脱出来，但是，一次又一次的现实语境使中国真学人不再有任何政治与现实可能。

作为知识分子与学者身份的“公共事件”，多少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时代之痛与精神危机，似乎也关涉到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大学语境。任何“真”的指向与现实关怀的思想、学术都萎缩在与被遮蔽在浮浅与世故的生活与生存层面。当下许多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活动与符号资本合谋，也有的为捕捉现实自身的利益不得不背离知识分子的思想底线投机与献媚权威。此次事件，让我们不无绝望地看到又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背影。也许这是对逝者并不符合事实的臆想，但我们所想到的一定真实。我们不得不对安身立命所依凭的学术体制与学术语境重新展开自我反思。

第四，大学理性指向工具理性，大学作为培养精英的场所已经被混浊的学界与暧昧的政治所取代。理想的光芒日益黯淡，良知已经贬值，如今的大学既无法固守精神和品格、保证学术传统的纯正，又无法真正做到对社会的负责。“人”的观念的淡漠，工具理性的盛行，大学正在失去它安身立命的家园。它们被浮夸风式的学术与体制化的职称与做假的测评所取代。

大学的精神在于从根本上构建自我的意识与指认高卓的灵魂。只种具有精英情怀的人格为社会提供一个巨大的反思空间，它遵循智慧和理性的要求。它是独立和高蹈的，是超验性与超世俗的，它与理想与情操发生关联。大学在维护自身高卓的同时，也对社会现实也自身与他人的苦难经历给予关怀。然而，商业逻辑的“帝国主义”式的入侵，中国大学轻易地缴械投降。中国大学本来就无视形成独立与反思传统的重要性，纷纷转向意识形态化的学术和现实的追名逐利，这些卑劣的行径，让更多的年轻一代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丧失了逼问与追求事实真相的理想主义情操。

第五，整个社会普遍缺少爱与信仰，缺少对人性最基本的认同，学界自身由于与政治、现实的暧昧不清，更显得比学术自身更混浊，令外界对学术界某些精英有着不同程度的反感。今天，或者由于其位置显示与话语的重要性，有些学者比起一个常人似乎更缺少人自身的关怀与宽容，更显现出学术对生活与时代所造成的灾难与后果。当今大学里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已经完成了当代中国最恶劣的品质转型，在浊世滔滔中，他们已经练就了不负责任、适应环境、自私虚伪的一套本领，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中国教师和学生最后一次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显现其可贵的精神以后，理想消失、功利日显，大学人格在颠倒的世象中充当着推波助澜的角色。我们不无发现，一次由一次的历史事件，如果一旦与一些沽名钓誉与政治政治投机的学者结合起来，就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心灵创伤。学者需要最基本的对人自身的同情，对文化的珍视，对苦难经验的反思，这些才促成了思想与文化的发现与提升。哪怕这些经验是一些日常性的生活事件，但是有了我们的思想型视角，就有可能让我们从文化与传统的“癌变”中获得某种清醒的判断与文化反思能力。余虹先生在《有一种爱我们很陌生》写道:

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4月20日中午举行的悼念仪式上，放飞的气球是33个，敲响的丧钟是33声。次日，安放在校园中心广场草坪上半圆的石灰岩悼念碑是33块，其中一块碑上写着“2007年4月16日赵承熙”。赵承熙的悼念碑旁边也放着鲜花和蜡烛，还有一些人留下的纸条。其中有两个纸条这样写着：“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劳拉”；“赵，你大大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勇气与关爱。你已伤了我们的心，但你并未伤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变得比从前更坚强更骄傲。我从未如此因身为弗吉尼亚理工学生而感到骄傲。最后，爱，是永远流传的。艾琳”。

……

1991年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卢刚开枪打死了5名教师和同学，最后自尽。事后第3天，受害人之一的副校长安妮女士的三位兄弟就发表了一封给卢刚家人的公开信，信上说：“安妮相信爱和宽恕。我们也愿意在这一沉重的时刻向你们伸出我们的手，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受比我们更沉重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悲痛……”

可是，如果以上的“枪杀事件”发生在中国语境中，我们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与宽容品质更多的是远离人性自身的“仇恨”。我们擗开余先生此时的“自我选择”，回顾他生前的言语与思想，一定会招惹来自同行的冷漠或者妒忌。这是任何一个有才华的人在中国当下似乎遭遇的相近事实。



4．延伸的自问

我们能理解许多当事人与逝者的亲友讳谈此事的心情。

但是，就我们所存在的“大学语境”来看，从另一侧面，我们仍然感受到某些时候处于“文革时代”的“阴影”与“后果”之中，处于说出真话与表达真面目知灼见已经略带讽刺意味地远离“常识”自身的悲伤之中。我们除了妒忌与仇恨，还只有恨能表达我们对他人、社区、社会、利益、文化、传统、理想、正义等等的情感，我们无法从“仇恨经济学”中摆脱出来，或者以更高的生命启示抵达自我的提升与生命信仰的道路上来。恨与不宽容源于恨的传统与现实对恨的过度纵容，源于我们在灵魂中已经遗忘了爱遗忘了人自身都需要爱的现实根基。学术同样是爱的表达途径之一，一个学者同样是从自我的生存境遇中必须面对并时时提醒我们的学术最终指向了爱自身。一种宽容之爱是我们最为陌生的。我们往往因为现实中更多的挫折痛苦创伤不幸而将爱转为恨，而今天我们所要面对的是将恨转化为爱的信仰与力量，唯有抵达这样的现实语境，我们才能真正去生活，我们的学术才可能在爱中关注人的信仰与成为人自身的信心，我们才有可能不断克服我们自身命运深处的深度自卑，我们才有可能走向神圣的“理解共同体”与“友爱人类学”。余虹继续写道:

一个经过了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共同以爱来承担罪恶与不幸的社会，是一个化解仇恨的社会，那里的人有福了；一个没有经过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爱恨情仇轮回不已的社会，在此人们不仅世世代代饱尝了世态之炎凉和仇恨的苦果，也混混噩噩地参与了这种炎凉与仇恨的铸造。

这难道是中国学人自身命运的必然写照吗？什么时候那我们才能自信且自由地运思我们的学术? 什么时候我们不再克服民族与文化的自卑不断明白我们是人我们有了中国学人的学术信心？什么时候我们让源于生活中的爱的信仰以及哪些我们仍然陌生的爱抵达我们的灵魂深处？这亦是一个追问无尽的生命命题。他在《生命不能承受之痛》中写道：“这些人死了你还活着，这是一件荒诞的事情。你们曾一起活着，一起呼吸一起穿过陌生的人群和陌生的石头，在众人与万物离你很远的地方他或她总会出现在你的近处，不用呼唤，他们总与你同在。他们的死带走了你熟悉的呼吸和生命的跳动，分离了你的血肉之躯也分离了你的灵。”愿此次事件让我们重新抵达生命自身的思考，重新考量我们所生活的现实语境，重新审视我们所赖依安身立合的学术根基。当然，我们也迫切需要面对生命自身，死是一个问题，如何活着也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次不幸的事件，相对于逝者，他的亲友，他的学生。我们的惊愕与悲伤，我们未丧失的反思能力，让我们不断提醒自己，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一个更年轻的学术从业者如何走好自己今后的人生与学术生涯。这些与时代与现实语境多多少少有着某种关联。至少说，逝者所提供的学术文本中向我们呈现了这样的迷茫与对生命自身的追问事实。它构成了一个学人远离现实的运思。这样的运思，也许更可能抵达逝者生前的深度真实。而表在的一些相近事实对于公共空间，似乎渐渐淡化成一个逝去的背影。

一位学生在他的博客这样留言道：“但我觉得这绝不是一个形而上学所思之‘终点’？毋宁说，更像一个您常常提及的‘原点’，一个海德格尔式的寓始于终的‘圆圈’。”我们除了“公共想像”之外，我们也同样尊重这种对生命选择的个体行为，是一种对终极救赎的探求。

也许这仅是一件个体事件。作为关注的公众自然会想像事情的真相。一次意外的死亡，一次让人悲伤的个体事件，从中我们看到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影子，我们知道我们的力不从心，但是我们愿意从此事的反思中看到一种希望，一种拨高的深度事实，一种可以企及的学术理想，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自身的一面镜子。

我们照着脆弱的，式微的，迷茫的，忧伤的自我。

留在公共空间意义上，是我们对自身大学语境的反思。我们读着的是学术语境与生命语境上的逝者。那种忧伤的，唯美的，理想主义的，甚至带有一些激进与批判锋芒的语境。阅读过逝者生前相关的学术著作，完善了我们对“大学语境”自身的思考。阅读之后，我们产生一种有着理解越位与过度阐释危险的自我反思与批判冲动。如果这是源于一代人信仰的错位，如果这一切源于同是学术体制内里人共同的自我追问与心灵反思，我觉得我宁可地体悟到的愚蠢错误的对现实与文化语境的解读。如同对生的权力一样享有“自杀”的权利。我们将他的个体行为与一个时代学人的普遍尊严对立起来，是一种极不明智与理性的行为。但是，直觉似乎仍让我们写下了作为一个同在体制内的思考者，对大学语境有着强大的强大的人文型“对立”与“冲突”。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我们也不想借逝者的离去拔高他的思想与地位，我们只是借这样的一个学者个案促成自我的反思，这种反思也同样对自我是一种提醒与鞭策。我更愿意这样的个人悲剧与学术无关、学术生产机制、与话语与学术权力场无关。

当我们对不尽人意的现实语境愤怒与发问之后，我们的心情能渐趋渐平和下来，我们知道未来是一条同样的道路，我们在反思与批判之后，对学术自身而言，更多的不是伤害、妒忌、对抗、文人相轻，而是热爱、宽容、共勉、彼此爱惜。

我希望“过于愤慨”与“差强人意”的解读、反思与学术本身与大学体制无关，与逝者生前选择的个体行为无关！在个体与公共的背后，有着极复杂暧昧且无法言说的关系。我们更愿意随着逝者的离去而平静下来。但愿这篇“牵强附会”的“博文”写完之后，我们真的平静下来，认真地做我们应该努力做好的事情。

十九世纪德国诗人里尔克的诗句再次在我们的耳畔响起：“既不了知痛苦/亦不懂得爱/那在死中携我们而去的东西，/还深深地藏匿。”

愿逝者安息！



2007/12/6匆

2007年/12/7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