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迎春杂文：“学者之死”与“信仰危机”——再谈“余虹事件”

“学者之死”与“信仰危机”

——再谈“余虹事件”


董迎春/文


在《“个体救赎”与“公共想像”——兼谈“大学语境”》一文中，我从余虹先生从个体事件转为化公共空间“言说”的焦点，最后对我们所寄生的“大学语境”进行追问与反思。事实上，这样的反思也指向了“余虹”本人。余虹一方面依凭自己的才华与思想获得了一个学者在学术界应该有的地位，一方面这样的“成功”似乎从余虹从四川大学、暨南大学、海南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最后按他生前的一些学术同行的说法，“他这个能折腾”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最终安定下来，这个过程的是是非非，似乎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思想者并不容易的奋斗历程。从另一方面来看，余虹似乎也是学术利益的既得者，他是几家刊物的主编，他是国家文艺学科的带头人，这些外在的“符号”引发出来的学术资本，也似乎对学术自身造成伤害而游离学术自身。正如我的网友在上文的跟贴中所说，余虹并没有你想像的那么伟大。事实上，我曾经与余虹见过一面。大概是两年前，我以前任教的大学为了急速上一批硕士点而邀请了北京包括余虹在内的一批“学术明星”来我们所在的大学讲学，并安排了他们了一次越南出国游。那次讲座来去匆匆。文艺学界那几个学术大腕每个人在一个下午平均二十多分的讲话后匆匆结束。我听到了“发现东方，输出东方”，事实上这个讲座我在2002年在北京大学进修时已经听过，但事隔四五年后，仍然是此学者的声音，其它的讲座过于匆忙，也未及留下深的印象。当时听完的感受便是，国外的“骗”中国人。北京的“骗”我们这些边缘省市的大学。我们再去“骗”省城下面的地市大学。这大概由于中国大学评估与申请催生了一批国人学术明星先致富起来。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他们曾经“帮助”的事情。但这种帮助无非是一种学术体制内如何运作学术游戏的方式与所谓经验，甚至打通某种关系而已。在这一点上，余虹可能也未能免俗。

我要说这一点，正在于说明余虹曾经像我们许多人一样平凡，也一样真实。他的不断奔波的历程，既可能是他的学术抱负，也可能是因为他的不得不作出的不同挣扎与抗争。正如当他的博后导师朱立元等同行在饭桌上在得知余虹自杀之前所说，他现在在北京发展很好。此话意味言长。一个人的生与死，不可回避。一个人的生，可能是自主的，也可能是非意愿的。余虹的死，感人之外，正在于他在学术同行与外界看来，是如此不可思议地死去了。他抛弃了我们需要用一生去拼命争取的外在学术光环与符号，他彻底抛弃了这一切外在的。这种“决裂”让我们在大学体制或者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认为安身立命的学术与思想，原来也是如此虚无，如此地不堪一击，让我们在对名利的沾沾自喜与怡然自得之中，有点措手不及。

余虹心中到底有什么的情绪在支配着他最终选择如此残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胃疾说。朱立元先生在接受东方早报记者说，他最后一次与余虹在北京见面取消了。以前几乎每一次余虹都要在自己的导师来北京时都要亲自接见陪同自己的导师，但这次因为自己的“胃疾”，导致身体虚脱，他不得不取消这次相见。疾病的折磨，催生了他的死。

抑郁说。逝者生前的四川大学研究生寝友，也是死者生前的好友吴兴明教授在死者生前也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他接受《成都商报》记者说到患胃病导致了生前心情郁闷。死因也可能与此相关。相关的心理专家也支持这样的一说。

私生活说。逝者生前的一些同事说，余虹生前有过两次不幸运的婚姻，但一直处于单身状态，所以经常有朋友与学生陪同（据《东方早报》2007年12月7日）。此话同样意味言长，这一点在《“个体救赎”与“公共想像”——兼谈“大学语境”》一文中（IP为北京清华大学）的网友说“让我去问问他曾经伤害的老婆（当然不止一个）”。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逝者生前也可能因为此原因形成了内心强大的压力。一方面，他可能伤害了一些女性。一方面他可能来自于一些女性的伤害。毕竟他在学术方面有着一定的话语权。他被利用，然后被伤害，似乎也说得通。这两方面都可能会对他的脆弱敏感的诗人般情绪与单纯可能会形成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力，一种是指向自我忏悔的，一种是指向被利用而受伤害的。

审美说。这一点在陶东风先生、翟卫平女士，以及他的许多学生跟贴与生前的回忆文章中，都说出了他追求完美的个性。这种个性无疑与现实的内在冲突形成强大的精神压力。这种“致命的唯美”在陶东风先生博士生答辩上，在逝者生前随笔《萌萌》等思想随笔中，都有着清晰的呈现。这一点，在今天我的英语老师的课堂上再次被提及，生者生前四川大学另一好友说，死者三天前就绝食，这样以此于跳楼后不至于过于变形。这种体面的心态，再一次道出了逝者生前的选择的自主性与坚决性。

哲学说。在逝者生前《一个人的百年》中“对无庇护状态的”状态的追问，在《虚无主义——我们的深渊与命运?》中对生存悖论意义上的反思，这种“虚无情结”都不同程度地向我彰显了解这一“问题”已经构成了余虹生前学术与命运运思的“问题意识”与“抵达可能”。生前，同行都称余虹为“余海德格尔”。因而说，自杀的“哲学说”似乎在这儿有了某种意义呈现。

大学语境说。大学语境来自于大学、社会、学生共同体、意识形态、学术场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大学存在的语境。他既有来自上层意识形态的压力，也有来自商业与功用主义逻辑的社会的压力，同时也有学生自身对趋炎附势的世态与放弃理想主义的无奈。剥开这些身体与社会的原因，我一直持逝者生前的选择与对当下大学语境的失望有关。可能对学术前景与学术理想的幻灭，可能对大学受社会影响后学生现有精神状态的失望，对学术体制本身的过于意识形态化的精神重压的无法消解，这些共同构成了他的强大的精神压力。涂尔干《自杀论》对自杀定义：“凡由受害者本人积极或消极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引起后，受害者本人也知道必然会产生这种后果的死亡。涂尔干认为，最终促成自杀的动力并非来自心理而是来自社会。”

胃疾说、私生活说、抑郁说，可能是一些诱因，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逝者生前不能排除医治的可能，即使许多回忆文章说到他的自强不轻易麻烦别人等等，都不可能最终将逝者推向了那决定意义的一步。如果他对生的依恋仅是常人意义上的活着，这似乎又与他的一系列有着强烈的人性与理想主义关怀的心灵文字发生冲突。如果逝者与许多学者一样发生言说的的人格分裂，我们就不会读到他生前的恩师石璞的回忆文章《一个人百年》与逝者生前曾经发生关联的《萌萌》等文章。这些文字恰恰呈现了一个纯粹的，感恩的，唯美的，哲学式的思想者背影。

而哲学说、审美说，在意义上完全可以统一。作者在《我与中国》这篇文章中要我们摆脱那种虚假的，空洞的中国与世界、全球关系，而是立足于我，作为一个个体与中国的关系。我们现在连自我都没有认识清楚，我们如何谈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呢？一个没有自我担当的民族与学术，“中国”，这们话题的言说，就没有意义了。逝者生前听到最多的词便是“郁闷”。“郁闷”一词成为中国当下的状态之一。一个郁闷的民族，一种郁闷的文化，一种郁闷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一种郁闷的意识形态，最终让有着忧患意识与价值关怀的知识分子真正忧伤的。但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力量是如此的微薄与不堪一击。他最终选择了中国传统式的回家与归隐，而没有真正对“生死问题”在对社会根因发出置疑后并没有选择一种积极的抗争。

这种死，让人痛心。

余虹的死牵发出一种信仰的危机。从王国维到余虹的学者自死事件，接近百年。这百年的运思，对学人自身而言，暧昧而无法言轻。与其说，种种因素促成了余虹的个体选择，抑或个体救赎，但是最终呈现公众空间的，是学者信仰的死亡。这种信仰是对一个时代精神状态的折射，也是时代精神危机在上层精英阶层身上的反映。知识分子往往摆脱现实语境最后退回到心灵的事业与审美的救赎上来，但这一条道路在有着较深儒家担当传统的国家而言势必会对现实语境与人生诀择形成强大的精神压力。

纯粹的审美与哲学，似乎在当下无法行通，或者说，在普世意义上由偶然、虚无支配的人类自身而言，它们往往是失效的。人存在离不开语境，离不开时代，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他所依赖的国家与民族。唯美式的道路是否构成与意识形态的对抗，是否对意识形态自身消解，这往往只有一次又一次殉道事件中得到证明。

对大学语境背后我们所无法保持沉默的是什么呢！？

 

2007/12/11匆